从权利角度看中国人的诉讼观念

段 禹

[内容提要] 本文以中国人对自身权利的维护作为出发点,对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在中国社会的不同的诉讼观念进行分析: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由于出现的种种压抑个人权利的因素、导致了中国社会几千年以来“无讼”现象的产生；而近几十年来，中国人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但中国社会却又出现了法律信仰的危机。希望通过对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能使传统的诉讼观认识有一个新的发展，能对当前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澄清起到一点作用。
[关键词] 权利意识 无讼观念 信仰危机

权利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制度。当我们说某个人享有权力时，是说他拥有某种资格、利益、力量或主张(1)。
------夏勇
1,为什么我国古代会产生“无讼”现象
经历了漫长的五千年的发展，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与其他文化一起构筑了源远流长的东方文明。同时作为世界法律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世界法律史上也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印象，而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无讼”的法律传统了。历来，诸多学者对中国人诉讼观这一独特的现象进行了探讨，提出不少看法、观点。这里，我将从权利的角度对其进行简要的分析，谈谈自己肤浅的认识。
从初民社会到当代社会，权利的观念体系和保护机制经历了一个渐进的、漫长的演变过程(2)。可以断言，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个人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没有任何权利意识、权益观念、而是收到了诸多因素的压抑而显得淡薄、不那么突出罢了。当治者滥用权利、践踏民众权利到极端程度时、民众敢于揭竿而起诛灭暴君；当民众对社会的分配强烈不满时，他们会喊出“均贫富”的口号；当王权极度膨胀、社会极端不平衡时，他们会有“等贵贱”、“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思想的出现。可见，在我国古代社会，个人的权利意识是被层层压迫的，当忍无可忍时，它将似火山一样爆发。
归根结蒂,中国人权利意识的淡薄是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因素造成的。内涵不同的文化作用于不同的个人将对这个人的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传统文化对权利意识的压抑可以说直接导致了中国人诉讼观念特殊性的形成。下面,我将通过对我国传统社会中权力受压抑的原因进行分析，论证其对中国人诉讼观念的影响。
（一） 社会结构
根据现今西方的一般学说，导致文明社会产生的原因有四：
最常提到的是生产工具、生产手段的变化所引起的质变。这主要指金属器的出现、金属与生产手段的结合……
第二种因素是地缘的团体取代亲缘的团体。即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亲属关系愈加不重要，最后导致国家的产生。
第三种因素是文字的产生。产生文字的主要动机据说是技术和商业上的需要……
第四种因素是城乡分离。城市成为交换和手工业的中心。……（3）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社会后会发现，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自然、民族情况，我们的先民未经历上述文明产生的历程，在金石并用时代就进入了文明社会，而在此时，个人的独立性未能充分发展，个人的存在必须依赖于全体。因此，当中国人从原始社会进入国家时，个体家庭和私有制并没有充分的发展起来，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依然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当这种宗族制度和等级制度结合在一起时，就演变成贯穿中国古代社会、影响至今的宗法等级制度。这个制度和政治权利紧密结合后，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中，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一个家的成员，其次才是其他，而在家这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此而言，家庭中无论尊卑长幼，大家都处在同样的的地位上面。虽然父的地位是尊贵的，但身为一家之长，他不但要对家内成员承担种种义务，还要作为家的代表向社会和国家负责。他尽可以对子女行使权威，但他实在不比他们更有资格被看作是个人；他从来不能如真正的个人那样思考和行动。他实际只是家的一部分，要履行社会分与它的那部分职能，遵循礼法所规定的种种义务（4）。
处于家----国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之中，人是作为整体之一部分而存在的，根本无独立可言，更别说主张自己的独立的权利了。在这种社会结构下，权利在国、族、家的重重压迫，变得日益淡薄，渐渐被隐藏于中国人人格的最深处。
（二）文化价值取向
数千年来，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儒家文化始终站着主导地位，儒家文化深深影响着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的每一个中国人，也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
儒家学说是以义务为导向的价值体系，在这个体系的设计中，历代儒家学者从规定个义务出发勾划了每个人的社会角色，并制定了社会的行为规则。“天人合一”，“义利相对”，“尊卑贵贱”，“知足忍让”，这一系列的价值取向规则决定了儒家将无讼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历代儒吏更是将“无讼”作为自己的重要业绩之一。某地“十年无讼”，该地的官吏则要被认为教化有方，受到奖赏；而狱讼繁多则被视为不祥之兆，因此而自责。为了追求“无讼”的治境，历代儒吏都向人们灌输贱讼的价值取向，把敢于诉讼的人说是“刁民”，把帮助人们打官司的人斥为“诉棍”（5）。
在儒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统治者压制诉讼，而百姓则从意识中鄙视诉讼，认为诉讼是对社会秩序的极大的破坏，而不是对自己切身权利的保护。这样一来，从上到下都将诉讼视为洪水猛兽，避而远之，“无讼”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司法制度因素
中国古代，除中央以外，历来就没有出现过独立的司法机构。法官是由派往各地行政官兼任。司法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法官作为民众的父母官，高高在上，民众十分惧怕衙门。在司法中，法官往往受到权势影响，难以公正断案，从而使民众形成一种不愿打官司的心理（6）。且看一则宋人判词写到：“打官司有甚得便宜处，使了盘缠，废了本业，公人面前赔了下情，着了钱财，官人厅下受了惊吓，吃了打捆，而或输或嬴，又在官员笔下，何可必也”（7）。一方面这反映了在我国司法制度及其不健全的情况下出现的司法腐败，另一方面也说明由于司法制度的缺憾，个人的权利通过官府很难得到真正的维护，与其诉讼还不如“私了”，这也造成中国古代的“无讼”现象的产生。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家国社会结构的存在，再融入儒家无讼的价值取向，从统治阶级到一般百姓，权利意识是无法发展壮大的，即使有一点萌芽，也会因种种因素而夭折。

二、为什么当代我国出现法律的信仰危机
自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社会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的权利意识也随着发生一些变化。但在改革开放之前，总体来看，人们的权利意识虽有增强，但增幅不大。这是因为，在1949年以前，由于内忧外患，所有民权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不是被中途阻断就是半途而废，对中国人权利的增强并没有产生明显的作用而在解放以后，由于过分强调集体性，个人权力根本得不到重视，再加上以后错误路线的干扰，无视和践踏公民权利的事情不断发生，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情况更是发展到了极端。直到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政治改革的深化、民主法制建设的加快，人们的价值观念的更新，公民的权利意识才发生了重要的变更。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我国的法制建设也初见规模，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涉及公民个人权利的法律也已在《宪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中明文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却发现，当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求助于法律，通过诉讼解决的情况是不甚如人意的。在对“如果您与亲戚、朋友、邻居或同事发生纠纷到法院打官司，您会感到__？”的一次社会调查中，被调查的550人中，对此问题的有效回答是100%，持中性观点“既不光彩也不丢脸”的占60.2%。这表明，中国传统诉讼观念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多数人已不再抱有“贱讼”和“耻讼”的观念了。同时也发现，认为到法院打官司“比较丢脸（17.1%）”和“很丢脸（18.3%）”的比例远远高于以为“很光彩（2.44%）”和“比较光彩（2.00%）”的比例（8）。从上述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意识都有了很大提高，但仍有相当一大部分人在真正面对法律、面对诉讼时而选择规避，转向其他途径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我认为这种情况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本文以下将从不同角度对其分析：
1 法律制度本身
亚里士多德曾经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明确提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好的法律，要使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9）。
党的十五大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实施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那我认为，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就是需要有一批良好的法律以供执行。但是我认为，现今我国已经颁布或将要颁布的法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谈不到“良好”的。当然，“良好”应当有一个标准，良好的体例、完善的结构、清晰的脉络、优美的词汇，但是我认为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法律最需要的，是有一个灵魂，一个令其有活力的灵魂。这个灵魂是孕育在民众的生活实践当中的，法律只有建立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之上，在中国这个传统的国度才是有生命力的，才是能最有效的维护中国人权利的，才能被广大国人所认同的。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就总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民情是一个民族的唯一的坚强持久的力量。” （10）
然而，我国现存的法律当中，有相当一大部分是脱离国情移植西方的，这些法律虽然在形式上是完善的，甚至是完美的，但其在内容上却是僵死的，没有生命力的，它是凌驾于中国社会之上的，是难以融入中国现实的。当中国人的权力受到侵害而需要保护时，发现法律与他们是非常遥远的，这时，他们只有求助于其他手段，久而久之，将对法律产生不信任，法律的信仰危机也在所难免了。根据对1986­---1996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收案统计情况与调解组织受理纠纷情况统计表的比较，我们会发现：1986年全国各级法院一审收案数为16.1万件，远远低于调解纠纷的730.7万件；而到1996年，一 审法院一审收案531.2万件而调解纠纷为580.2万件，还是低于调解纠纷数（11）。虽然法院受理诉讼案件逐年上升，纠纷调解数逐年下降，但我们还是应当注意到：此时案件总数的绝对量已经增加，公民诉讼率只有不足50%,可见仍有绝大部分公民通过其它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2 权利主体自身
以上我们对我国制定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信仰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下面 ，我们从公民主体角度进行阐述。
所谓法律信仰危机，是如下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一是主体以坚定的法律信念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规则作为其行为准则；二是主体在法律规则严格支配下活动。可见，它既是一个主观范畴的概念，也是一个可见之于主体行为的客观化概念（12）。
当我们站在权利主体的角度看待我国出现的信仰危机时，我们会发现法制不完善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这是公民在面对自己权利需要维护时作出的理性反应。正如苏力先生所言：“假定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是理性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他（她）们接受这种民间法或习惯法为他（她）们的最佳法律保护。（13）”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强，但鉴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在许多地区，法律并不是对公民权利维护的最佳手段。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描述20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的农村社会，认为当时仍是“礼治社会”，人们仍习惯于一种“无诉”的社会生活，因而把去打官司的人视为“败类”，而把司法机构视为纵容破坏既定和谐的不祥之物，是“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当然费先生的描述已不在使用当今的中国，近几十年来中国农民的权利意识已产生了质的飞跃，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我国广大的农村、有纠纷自己解决，村内调节的情况还是广泛存在的。因为在广大农民看来，政府提供的法律是不足以或对维护社区秩序是不对路的，真正能让他们处于和谐状态之中，最佳、最有效维护他们切身利益的是他们遵循了世世代代的村规、民俗。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少数民族，在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每个少数民族都拥有本民族灿烂源远的文化，在千百年的劳动生活中，在他们特定的生活中，在他们特定的生活范围内早已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习惯，用来维护他们生活秩序的民族习惯，在他们心中才是至高无上的，当政府制定的法律凌驾于他们民族习惯之上，并以强力的姿态进入他们的生活时，他们从心理、行为上对法律产生抵触，对法律产生不信任情绪，法律在他们那里只是一纸空文，没有实际效力的。

三、透过权利看待以上两个问题
在前文中，我们分别分析了在中国古代社会出现的“无讼”、“厌讼”现象以及在现代法治建设过程中人们普遍产生的法律信仰危机，虽然它们产生的原因有很大的不同，但权利则是这两种现象产生的共同原因；在古代社会的特殊背景下，个人虽然权利意识显得十分淡薄，但那是与当时特殊的社会状况相适应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个人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个人，他的思维、行动会受到传统礼教、家族、社会的层层束缚。只有在这种束缚中安于现状，才是对他们自身利益的最有效保护。一旦某个人打破了这种原有的和谐，受到损失的不仅仅是他个人，而是与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一个群体。因此，当纠纷出现时，人们往往会选择有利于保护自己权利的方式去缓和纠纷，因此家族内部的解决方式必然兴盛，这种内部消化纠纷的方式既符合当时的社会习惯，又符合当时在社会上占传统地位的儒家思想价值取向，还被统治者所认可，是一种既能维护自己利益，又能被大众接受的最佳方式，而诉讼则只能退而求其次。
而到了现代，虽然人们的权利意识大大增加，个人的独立性也有了很大提高，但在这种自由选择中，人们仍然选择诉讼外方式解决则另当别论了。如果说古代中国人是无法独立选择维护自己权利的方式，而被迫从于社会的话，现在的人规避法律则完全是自由意志的选择。如苏力先生在其论文《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中写道的，“这里的法律规避所证明的并不是行为人对法律的无知和非理性，而恰恰证明了他们的理性。而这样一来，这里也就证明了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国家制定法在某些方面是不完善的，因为受害者接受法律的保护可能要求他付出更大的成本。（14）”
当前，我国正加紧法治国家的建设，一大批法律出台，但面对法律无法很好实施，公民产生信仰危机时，不少学者开始对这一现象产生忧虑，并纷纷引证中国古代“厌讼”现象，而推断这种现象是封建意识的残存，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在我国古代社会厌讼的原因是在复杂社会背景下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一种理性反映；而今天的信仰危机则完全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无任何外界强制因素，我倒认为当前的信仰危机是我国法制化道路上出现的必然现象，是对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必然反映，是理性的人在对自己权利维护进行衡量之后作出的最富有理性的决定。这只能证明我国的法治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改进，是我国法治化程度的衡量器。
在不少人的观念中，美国可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法治国家，它的诉讼量也是令人瞠目的，据我国学者白绿铉先生提供的一组数字：联邦地区法院受理的案件，从1990年到1991年6月，一年内共受理民事案件217879间，平均每个法官一年内审理335件，而民事案件在整个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占82%。联邦上诉法院的案件，从1990年6月到1991年6月，共为420330件，，每个合议庭平均审理764件。对州而言，从1984年到1990 年美国人口增长率为5%，但这一期间各州法院起诉的案件增长率则为18%。1990年一年内各州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已超过一亿件（15）。美国这种诉讼爆炸的现象是与美国人有极强的权利观念分不开的，早在150年前法国学者就对美国人好诉讼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美国人有极强的权利观念，二是美国人对法律的强烈依赖。这是与美国的特殊社会情况分不开的，如果不分析中美两国的实际社会情况而只定性量化的从诉讼案件多寡上认为我国的信仰危机是我国法治道路上的弊端的话，是十分不理智的。在美国，法律的制定是从维护公民角度出发的。美国《独立宣言》谈到“不可转让的权利”，美国《宪法》种的“权利法案”充满了对人民的权利及其权利保障的规定。卡特总统被人们广泛称赞关心“人权”。法律体现了大多数人的权利愿望和要求，因而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少数人也会支持法律，因为，他们认为总是相信他们有朝一日也会跻身于多数人的行列。而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法律只能是政府对公民的强制性规范并没有突出的权利保护条款，因此让人们去遵循它是十分困难的，即使中国人有权利意识，也不会去做出非理性的决定。其次美国法律的制度也充满了大众参与的色彩，让每一个公民对法律都有一种认同感，而中国的法律始终难以走下神坛，始终以国家工具的角色出现，在与人们发生关系时，无形中已构筑了一条鸿沟。人们不会去向陌生的东西寻求保护自己权利的，就像不会让陌生人来看管自己的财产一样。
在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后，很清楚的发现中美在制定法律时的差距，以及我国公民于美国公民面对纠纷产生不同态度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法律信仰产生危机的问题所在，但我们不能武断的认为中美两种情况孰优孰劣，我们对此是为了更好的分析我们的问题，在面对今天的信仰危机，公民规避法律现象的存在，我认为今后我国的立法应该走出现在的僵化模式，变得更加灵活多变。
我认为我国今后的立法应该避免僵化的照搬照抄西方，应从本土的资源出发，寻求中国人所能认同的东西，只有得到法律实施对象的认同，这种法律才是有生命力的法律。我国在今后的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实施“双轨制”或“平行制”，也就是说依法治国的“法”字不仅是国家的制定法，也包括习惯法、自然法则。我国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是为了达到中国社会的秩序化、合理化、完善化，而在中国这个泱泱大国依靠简单的几部法律就想实现这一目标是不切实际的妄想。我们应当在努力制定好宏观性的几部法律之后，对我国规模极大的习惯法进行规范化、合法化，让其在微观领域继续发挥作用，国家司法机关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督指导，让其继续发挥作用。
我国应重新重视庭外的解决方式。这是既符合我国国情又符合当事人利益的纠纷解决方式，法律的一大作用就是维护社会的正义公平、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当庭外解决能维护当事人权利时，这种极符合交易成本的解决方式是极有益的。在美国，虽然每年有大量的诉讼案件，但诉讼外解决的案件也是极其多的，这是一种有效合理的方法，无论是附属法庭的，还是民间的都应被提倡。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在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甚至给国家安全带来新的挑战。许多国家都很注重加强网络信息法制建设，发挥互联网的积极作用，应对日益突出的网络和信息安全问题。网络信息立法涉及诸多方面，且彼此间内容多有关联，不易截然分开。我们将陆续地着重从维护网络安全、互联网内容管理、个人信息保护、未成年人保护、发展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等几个方面，对一些主要国家或地区的网络信息立法情况进行分类和梳理。

关于维护网络安全

早期的网络立法，侧重于保护关键性信息基础设施，既包括物理实体的安全（即防止因自然灾害、事故或人为破坏而造成基础设施各系统的运行中断），也包括基础设施的逻辑安全（即保障支持设施运行的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的可用性、可靠性、完整性、保密性）。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各国立法在加强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同时，也强调网络信息的安全，加强对网络犯罪的打击。

美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内容最全面的网络安全立法。为加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保护和打击网络犯罪，美国从1977年开始陆续制定了多部法律。其中，1977年制定的《联邦计算机系统保护法》，首次将计算机系统纳入法律的保护范围。1987年制定的《计算机安全法》，是美国计算机安全的基本法律，目的在于提高联邦计算机系统的安全性和保密性。1996年通过的《电信法》明确规定，不允许利用互联网宣扬恐怖主义、侵犯知识产权、向未成年人传播色情以及从事其他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法》则加强了对侵害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行为的认定和处罚。2000年通过的《政府信息安全改革法》，规定了联邦政府部门在保护信息安全方面的责任，建立了联邦政府部门信息安全监督机制。2002年3月通过的《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后纳入《电子政府法》），对政府机构的信息安全问题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2002年11月通过的《国土安全法》也涉及对包括通信设施在内的重要基础设施的保障。2002年通过的《关键基础设施信息保护法》，建立了一套完整详细的关键基础设施信息保护程序。

美国还制定了《计算机欺诈与滥用法》（1984年）、《公共网络安全法》（1997年）、《加强计算机安全法》（1997年9月通过、2000年修订）等有关法律。除联邦法律外，美国许多州也制定了相关法律。总统的行政命令在保护关键性网络基础设施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际合作层面，2006年，美国参议院批准了《计算机犯罪公约》，该公约于2007年1月1日在美国正式生效。这样，由联邦法律、州法律、联邦行政决定、一些判例及国际公约，共同构成了美国的信息安全法律体系。

欧洲在网络安全立法方面也走在前面。瑞典于1973年4月4日通过的《数据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涉及计算机犯罪惩治与防范的法律。英国制定的《1990年计算机滥用法》，将未经授权接触计算机数据，未经授权非法占用计算机数据并意图犯罪，故意损坏、破坏、修改计算机数据或程序认定为违法。德国修改了《刑法》，规定资料间谍、计算机欺诈、伪造证据、与数据处理有关的交易诈骗、伪造证书、伪造证明材料、毁弃文书、篡改资料、计算机破坏、职务文书伪造等计算机犯罪及处罚。欧盟于2001年11月通过了国际上第一个针对计算机系统、网络或数据犯罪的多边协定——《计算机犯罪公约》（ConventiononCybercrime，也译作《网络刑事公约》），明确了网络犯罪的种类和内容，要求其成员国采取立法和其他必要措施，将这些行为在国内法中予以确认；要求各成员国建立相应的执法机关和程序，并对具体的侦查措施和管辖权作出规定；加强成员国间的国际合作，对计算机和数据犯罪展开调查（包括搜集电子证据）或采取联合行动，对犯罪分子进行引渡；对个人数据和隐私进行保护等。依照欧盟制定的统一指令和本国的实际情况，欧盟成员国纷纷研究出台本国的信息安全法律法规。

在亚洲，新加坡1993年制定了《滥用计算机法》，并于1998年6月通过了该法的修正案，新增三项有关非法进入计算机系统的罪名，以应付日益严重的计算机犯罪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韩国于2001年1月通过了《重要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法》，以建立一套应对黑客、计算机病毒等破坏信息通信网络行为的综合性、系统性保护措施。日本将《刑法》的内容延伸到网络领域，增加计算机犯罪的条款，规定了关于电磁记录的不实使用罪、电子计算机损坏或故意妨碍他人使用罪、电子计算机使用欺诈罪、电磁记录毁弃罪等计算机犯罪及处罚。此外，日本1999年通过的《禁止非法接入行为法》，明确制止非法接入，预防计算机犯罪，保障通信网络的健康发展。

关于规范和管理网络内容

规范和管理网络内容，不仅是社会管理问题，也是涉及公民宪法权利的重大政治问题。由于具体国情、历史传统的不同，各国在互联网内容的管理模式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大致可以划分为：政府主导、政府指导下的行业自律和行业主导三种基本模式。管理模式的不同，在立法上也有相应的体现。

（一） 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

这以新加坡和德国等为代表，多采用专门立法规范网络内容，甚至对网络内容提出具体要求，政府直接从事网络内容监管等日常管理工作。德国于1997年通过《为信息与通讯服务确立基本规范的联邦法》（又称“多媒体法”）。该法是世界上第一部网络专门法，对包括网络内容在内的电子网络空间的行为提供了全面、综合的专门法律规范。该法将出版物概念扩展到“音像载体、数据存储设备、图片和其他表现形式”，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内容责任，对未成年人保护作了明确规定。2000年12月，德国联邦最高刑事法院通过对“托宾案”的裁定，还确立了网络内容域外司法管辖权。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早制定互联网管理法规的国家之一。在澳大利亚，有关互联网管理内容的法规及标准由传播和媒体管理局、行业机构、消费者共同制定，主要有：《广播服务法》《反垃圾邮件法》《互动赌博法》《互联网内容法规》和《电子营销行业规定》。《广播服务法修正法（在线服务）》，俗称《互联网审查法》，正式确立了官方性质的互联网内容分级体系。由澳大利亚传播和媒体管理局负责网络内容的监管，根据举报进行调查，并向网络提供商发布相关指令。澳大利亚还颁布了《垃圾邮件法》。

新加坡有严格管制媒体内容的传统，管制内容集中于政治和道德两个方面，相关法条全面、细致。在互联网发展与管理中，政府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同时将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置于首位。《广播法》及以其为依据制定的《广播（分类许可）公告》《互联网行为准则》，是新加坡互联网内容管理的基础性法律。其他管制内容则散见于《刑法》《国内安全法》《煽动法》《维护宗教融和法》《不良出版物法》等法律法规之中。法律规定实行网络分类管理，所有网络服务提供商、讨论政治或宗教问题的网络内容提供商、在新加坡注册的政党组织所建网站、经营网上报纸并收费的内容提供商，都必须在媒体发展局登记后方能开始运营。

韩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互联网审查专门机构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强制实行网络实名制的国家，实行比较严格的手机实名制和有限的网络实名制。2001年通过的《促进利用信息和通讯网络法》规定，由国家信息通信部来推广和发展过滤软件，对未成年人有害的网络内容划分等级；被划为“对未成年人有害”等级的网站必须有电子标识。在《电信商务法》框架下，还发布过关于网络内容管理的专门法令，如《互联网内容过滤法令》（2001年7月）在法制层面上确立了网络内容过滤的合法性，审查范围包括BBS、聊天室，以及其他“侵害公众道德的公共领域”“可能伤害国家主权”和“可能伤害青少年感情、价值判断能力的有害信息”。2005年，韩国发生了一系列轰动事件，如有关演艺明星隐私的大批所谓“X档案”在网上被疯狂转载，引发韩国社会关于“网络公开性与个人隐私保护”等的讨论和反思。2005年10月修改《促进信息化基本法》《信息通信基本保护法》等，为网络实名制提供了法律依据。网络实名制就是网民在网上发言、申请邮箱或注册会员，要事先填写真实姓名、身份证号、住址等详细信息，系统核对无误后才能拥有自己的账号并发布留言。2007年7月《促进使用信息通信网络及信息保护关联法》生效，对35家主要网站实施实名制。2008年，韩国影星崔真实自杀后，又催生了实名制网络法——《信息通信网络法修正案》（俗称《崔真实法》），规定日点击量超过10万的所有网站都需要实行实名制，进一步扩大了网络实名制的范围。但是，2011年7月份韩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黑客事件，网站大规模泄漏个人信息事件，韩国行政安全部8月11日表示，出于保护网络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的考虑，韩国政府打算分阶段逐步取消网络实名制。

（二）政府指导下的行业自律模式

这以英国为典型代表，政府并不直接从事网络内容的日常监管，而是将大量的日常管理工作交给具有半官方色彩的行业自律组织（如英国的互联网监视基金会IWF），由它间接控制网络内容，政府自己则居于“把关人”的地位，提供立法和执法方面的补充、保障、支持和指导。英国对互联网内容的管理秉持“监督而非监控”的理念，没有专门针对网络内容管理的立法，甚至也没有统一的《新闻法》和《出版法》。英国政府将网络媒体视为出版物的一种，沿用现有法律——如《刑法》《诽谤法》《藐视法庭法》《青少年保护法》《种族关系法》《公共秩序法》《性侵犯法》《淫秽出版物法》《广播法》等来规范其内容。为应对恐怖威胁，英国也注意在立法中赋予政府一定的网络管制权力。2000年制定的《通信监控权法》，规定在法定程序条件下，为了国家安全或保护英国的经济利益，政府可以截收或强制性公开认为必须予以公开的网上信息内容。2001年开始实施的《调查权管理法》，要求所有的网络服务商均要通过政府技术协助中心发送数据。该中心则由军情五处负责运营，其官员可以检查和阅读所选定的任何电子信息。

1996年6月，法国邮电、电信和空间部长菲勒对一部有关通信自由的法律进行补充并提出《菲勒修正案》。该法案根据互联网的特点，为互联网从业人员和用户之间自律解决互联网带来的有关问题提出了3个方面的措施并规定了相关刑事责任，但这一修正案在宪法委员会进行的事先审查中就被否定，胎死腹中。从1999年初开始，法国开始执行“共同调控”的互联网管理政策，共同调控建立在以政府、网络技术开发商、服务商和用户这几方经常不断的协商对话基础上。为了使“共同调控”真正发挥作用，法国还成立了一个由个人和政府机构人员组成的常设机构，即互联网国家顾问委员会。

（四） 行业主导模式

这以美国为代表，政府通常放弃通过专门立法等手段干预网络内容，对网络内容的管理由非官方性质的行业协会自发进行，但网络内容同样要受其他非专门立法的约束。

美国除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色情侵害的立法外，很少有专门针对互联网内容管理的法律。“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迅速通过立法赋予政府网络监控权。2001年通过的《爱国者法》，通过修订《联邦刑法》《刑事诉讼法》《1978年外国情报法》《1934年通信法》等，授权国家安全和司法部门对涉及化学武器或恐怖行为、计算机欺诈及滥用等行为进行电话、谈话和电子通信监听，并允许电子通信和远程计算机服务商在某些紧急情况下向政府部门提供用户的电子通信。2002年11月通过的《国土安全法》，进一步要求提供网络服务的公司在调查机关要求下，有义务向美国政府提供用户的有关信息和背景；警方有权监视互联网上包括个人电子邮件在内的信息来往；如果出现“危及国家安全”的情况，或“受保护的电脑”遭到袭击，当局无须事先征得法院同意，即可监视电子邮件和互联网上的其他相关信息。在此情形下，服务商信誉和客户机密须让位于国家安全。美国还专门颁布了《反垃圾邮件法》。

关于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国际上有关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概念主要有三个，分别是“个人数据”“个人信息”与“隐私”。其中，使用“个人数据”概念的国家或地区最多，主要是欧盟成员国以及受欧盟1995年指令影响而立法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普通法国家(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除外)，则大多使用“隐私”概念。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则使用“个人信息”概念。概念的不同主要是源于不同的法律传统和使用习惯，实质上并不影响法律的内容。虽然各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在许多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别，但都具有两个共同特征：（1）法律保护的对象是作为自然人的个人；（2）法律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使能够识别特定个人的信息不被随意收集、传播或作其他处理,侵犯个人的权利。

美国十分重视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宪法第四修正案专门规定了公民的隐私权。为规范网上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发布和隐私权保护，美国先后制定了《电子通信隐私法》（1986年）、《通信净化法》（1996年，后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为违宪）、《数据保密法》（1997年）、《儿童在线隐私权保护法》（1998年）、《网络电子安全法》（1999年）、《网络安全信息法》（2000年）等法律。其中，《数据保密法》规定，出于商业目的收集个人（包括儿童）信息、发送主动式电子商务邮件等行为，要建立自我规范制度。还规定了出现纠纷后的调解和仲裁办法，同时禁止透露或使用某些政府信息、个人保健和医疗信息等。《公共网络安全法》规定，政府在保证网络安全的同时，还要保证个人的隐私权、知识产权及网络使用者的个人安全，如有侵权行为发生，应对侵权人进行惩罚。《儿童在线隐私权保护法》主要针对在线收集13岁以下儿童个人信息的行为，规定网站管理者要遵守隐私规则，必须说明何时和如何以一种可以验证的方式向儿童家长索求同意，并且网站管理者必须保护儿童在线隐私和安全。

欧盟将隐私权视为一项基本人权并延伸到个人数据的保护，于20世纪90年代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网上隐私保护的法令。主要有：《欧盟数据资料保护指令》（1995年，欧洲议会）、《电子通信数据保护指令》（1996年，欧洲理事会）、《互联网上个人隐私权保护的一般原则》（1999年，欧盟委员会）、《关于互联网上软件、硬件进行的不可见的和自动化的个人数据处理建议》（1999年，欧盟委员会）、《信息公路上的个人数据收集、处理过程中个人权利保护指南》（1999年，欧盟委员会）等。这些法令为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商提供了清楚的隐私权保护法则，为成员国立法提供了明确的路径。同时还规定，第三国的隐私法律只有经欧盟委员会判定达到“充分的”保护标准，才能自欧盟向其进行跨境个人信息传输。2001年欧盟又出台规范共同体的职能机构组织处理和传播个人信息的专门规章。至此，欧盟已在其成员国间建立起统一有效的网络隐私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欧盟成员国中，英国早在1984年就制定了《数据保护法》，此后又出台了《2002年电子商务条例》。法国1978年制定的《信息技术与自由法案》涉及个人数据保护。德国先后制定了《电信服务数据保护法》（1997年，作为《多媒体法》的一章）、《联邦数据保护法》（2002年）等，加强对公民个人数据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