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独立责任之我见

王红良*


内容摘要：一般认为，法人独立责任是法人独立人格的标志，法人人格独立导致法人责任独立。然而，从现行立法背景、各国立法等各方面来看，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法人独立责任，只是股东有限责任才导致了公司这一越来越重要的法人形态的责任独立。更确切地说，团体是否独立承担责任取决于其成员是否承担有限责任，与团体是否具有独立人格并不具有必然联系。
关键字：法人独立责任 法人独立人格 股东有限责任 公司 合伙
Study On Legal Person’s Independent Liability
Wang Hongliang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legal personality causes the legal person’s liability independent from its members. However ,analysing from the legislation background , other countries’ legislation ,this viewpoint is unfounded.In fact ,not all types of legal persons can take liability independently .Exactly saying ,whether an association can take liability independently is decided by whether its members take limited liability , not the association’s personality.
Key words: independent liability legal personality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partnership

一、问题之提出
《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第三十七条更进一步规定：法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依法成立（二）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三）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据此，能否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成为法人的一个实质要件。学者在论述法人的构成要件时也多持此种观点。“团体之是否具有人格最终取决于它是否独立责任，或者更确切地说，最终表现为它是否独立承担责任。独立名称、独立意思、独立财产、独立责任是团体独立人格的四大要素．．．独立财产与独立责任是法人独立人格的两根基本支柱，两独立责任是独立财产的最终表现。在我国法人制度实践中也往往把是否独立承担责任视为一个团体是否具有法人资格的最终标准”。[1]
然而，基本对现行立法背景、各国立法的考察，本文认为法人人格独立并不能导致责任独立。
二、现行立法背景之考究
在距离《民法通则》正式颁布最近的一个学者草案《民法草案（第四稿）》中，在规定法人成立条件的第三十三条中并没有法人独立责任的相关表述。但在《民法通则》颁布前，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毫无疑问，此时的《民法通则》需要为国企改革提供法律上依据，仅仅因为国家不属于民事主体就否认两者之间的联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实现企业的“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使国家从企业复杂的民事关系中彻底解脱出来。对此，《民法通则》的起草者有了深刻的说明：“设立法人制度，尤其是国营企业设立法人制度，它的落脚点是让国营企业自负盈亏，也就是国家不对国营企业所欠的债务承担责任，让企业自己来承担责任。赔不起，那就破产。国营企业的核心问题，就是把国家和企业的责任分开了”[2]，“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主要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是国家不承担法人的特别是国营企业法人的财产责任。第二是指定的主管机关或者它的从属单位不承担它的财产责任。第三是它的成员不承担责任”[3]。更为重要的是，财产责任关系的前提是财产所有关系的清晰。在当时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财产关系尚未理清、企业性质尚未确定又无《公司法》等商事法的情况下，诚如学者所指出的，“制度前提没有解决，《民法通则》欲建立现代法人制度只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4]
于是，在“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民法通则》的起草者通过对公司法理论的借鉴，将内容相近的股东有限责任进行模糊化处理和转换术语使其摇身一变成了内容全新但内涵不甚清晰的法人独立责任理论。至此，公司法上的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变成了法人独立责任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人独立责任制度是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投影和扩张”[5]的观点是不无道理的。
三、法人独立责任立法基础之缺失
上述事实表明，法人独立责任在我国的产生有着特殊历史背景，缺乏法理依据的支撑。事实上，世界上也几乎没有一个立法例肯定法人独立责任。
（一）英国和美国
在英国法上，19世纪末的Salomon v. Salomon&Co.一案完全确立了公司的法人资格。[6]根据其成员是否承担有限责任，公司被划分为无限责任公司（unlimited company）和有限责任公司(limited company) [7]：无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仅以出资额或拥有股份为限承担责任。因此在英国，即使是拥有法人资格的公司也不一定独立承担责任。与此相似，合伙虽然不拥有法人资格（苏格兰地区例外），但合伙成员也不一定承担无限责任。在英国，合伙分为普通合伙(general partnership)和有限合伙(limited partnership)两类。普通合伙的成员需对合伙债务负连带责任，而有限合伙的成员的责任与有限责任公司成员责任类似，仅以自己的出资为限。可见，在英国法人并不当然独立承担责任，非法人（合伙）成员也不必然对团体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美国早期法律沿袭英国普通法之传统，只规定了公司的法人资格而将合伙排除在法人之外。但自1985年《统一有限合伙法》（RULPA）第二次修正之后，①合伙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法律开始承认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的独立人格。继此之后，1994年《修正版统一合伙法》（RUPA）出台之后，其201（a）明确规定：合伙是不同于合伙人之实体。②普通合伙的之独立人格得到进一步确认。因此，在美国虽然公司、合伙都具有法人资格，但普通合伙之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之普通合伙人仍然须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换言之法人并不都能独立承担责任。
（二）德国、日本和法国
《德国商法典》最初规定了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四种公司形式，其后出于政治控制的目的，又以单行法的形式对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作了特别规定，并赋予其法人资格。因此，在德国法上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并不具有法人资格。但事实上，德国法院却在慢慢修正这一原则：“从大量法院判决来看，无限公司、两合公司都应该最终被作为法人来理解”。[8]因为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真的承担无限责任，那么就成为设立这样的社团和吸收新社员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另外，从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出来的股份两合公司是一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但也并未完全实现公司责任独立，至少有一名股东须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③因此，德国学者认为“对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来说，有限责任是公司具有法律人格的当然结果，但不是必然结果”[9]， “法人以其自有资产承担有限责任不应是法人概念之标志”。[10]
《法国民法典》第一八四二条规定：公司具有法人资格。同时，《法国商事公司法》第二十三又规定：简单两合公司的无限责任股东具有合股公司股东的地位。有限责任股东只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股东不得以技艺出资。因此，在法国法上两合公司的无限责任股东须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日本民法典》在一般法人之立法模式上基本采取了德国模式，但《日本商法典》在公司性质这个问题上却基本采取了法国模式。《日本商法典》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司分为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为法人。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无限公司）公司财产不能偿还公司债务时，各股东负连带清偿责任。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公司的组织）两合公司由有限责任股东与无限责任股东组成。可见日本也没有将法人责任形态限制在独立责任内。
（三）小结
综上所述，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例都未肯定法人独立责任理论，相反，不仅法人成员可能承担连带责任，非法人团体成员也有可能承担有限责任。即使是在规定非法人团体承担无限责任的国家，司法实践也在慢慢修改这一成文法原则。事实上，根据学者考证，法人责任形态包括了独立责任、半独立责任、非独立责任、补充型责任等多种形态。[11]
四、法人独立责任再认识
如上所述，法人责任形态并不限于独立责任，人格独立并不能产生责任独立。本文认为，法人独立责任渊源于股东有限责任。
（一）法人人格与责任能力之关系
所谓人格，又称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据以充当民事主体，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资格。[12]“它是法律认可或赋予法律主体胜任某项活动的主观性条件，是一种法律主体本身所蕴涵的，待于具体实现的可能范围。它并不是界定是否主体问题，而是在主体地位确定后解决该主体具有何种特性处于一种怎样的存在状态问题”。[13]所谓责任能力，是指民事主体据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地位或法律资格。[14]“它描画民事主体因参与违背法意志并受其否定的事实关系，应承担不利后果的能力，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承担责任的资格”。[15]
人格与责任能力之间的关系，传统民法理论从意思自治原则的要求出发，认为“自己责任”应为人格的决定因素，并进而导出法人人格独立导致法人责任独立。本文认为，意思自治原则是近代民法基于人格的伦理性基础，旨在强化对人的尊重和鼓励而提出的法律原则，并非伴随人格而产生的必然要求。“自己责任”凸显和强化了主体人格之存在，昭示其作为人之存在价值、尊严和理性。但法人人格则根本不同：法人本体是无血肉的团体，其人格完全是法律出于便利交易或其他目的的拟制，并不涉及人之存在价值、尊严与理性。因此，不能基于自然人的“自己责任”原则进而认为法人人格独立导致法人责任独立。
事实上，法人制度长期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古罗马、中世纪的团体虽然都具有法人格，但却不能导致其责任的独立。即使是作为现代公司直接渊源的早期特许公司也未实现责任独立，因为它不仅要靠会员之会费，而且同样依靠费用摊派的手段补充开销甚至亏损。16世纪后，合股公司成为特许公司的主要形态，且特许状关于法人人格的内容已经涉及到了公司名称、目的、共同印章、诉与被诉、拥有财产以及用继存续等，即使是这样，法人成员还是摆脱不了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英国冒险人商行及其成员1671年因为其公司历来存有的向成员征收费用的惯例而被债权人连带地告上法庭。而在Salmon V. Hamburgh Company一案中，法庭判决认为：如果公司无力支付而又无特许状免除其征收之权利时，则公司管理人员应当向成员征收足够满足公司债务的款额，否则将受到蔑视法庭罪之惩处。[16]可见，法人人格与法人责任能力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谁决定谁的关系。
（二）法人责任形态之决定因素——法人制度之价值
所谓价值，就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有用性。价值属于主观范畴，追求何种价值不是一个客观的过程，而是由主体基于各种考虑而人为设定的。 法律制度均有其价值，其反映的是人们设计这一制度的根本用意。人们制定某制度，必然受其所追求的价值定位即有用性目标的支配，有什么样目标追求，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法人责任形态同样取决于法人制度追求的价值目标。一般认为，法人制度有两个层面的价值：一是民商事价值，反映了团体在社会生活和商品经济中的作用和客观规律，是各国法人制度均具有的功能。此价值正是催生法人制度的根本原因。二是各国基于本国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政策，赋予法人制度特殊的政治功能，如德国民法典制定时赋予法人制度的实施监控团体之政治功能。民法具有中立的性格，其承担的是社会功能而非政治功能，其法人制度亦是如此。法人制度的民商事价值确定地反映了承担社会功能的法人制度的有用性，是我们探求法人责任形态的钥匙。[17]
从历史上看，法人制度是基于便利交易之需而产生的，便利交易和分散风险是其民商事价值的基本内容。因为只有承认团体的主体地位，交易相对人才可直接对该团体追究责任，而不论产生违约和侵权的具体行为人是谁，只要依团体名义、代表团体而实施的行为，均由该团体直接承担责任，这极大的提高了交易效率并保障了交易安全。因此，有学者认为法人理念之意义在于：使团体成为权利义务的驻足集散点 [18]，使众多成员能以团体名义对外行为，将自然人众多的复杂法律关系简化为一个法律关系，从而便利交易之进行；“法人与其说是一件事物，不如说更近于一种方法” [19]， “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法律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个人主义想象空间中为团体法律关系的整体化处理找到一个支点”。[20]至于分散风险，这是团体与生俱来的功能，因为无论其成员是否承担有限责任，它至少将一人承担的风险转由多人承担。
由此可见，法人责任形态完全是对如何实现便利交易和分散风险所作出的选择。只要能实现这一价值目标，那么无论采取何种责任形态都是不为过的，独立责任如此非独立责任亦不例外。这也从侧面说明法人责任形态应该是多样的，而非单一的独立责任。
（三）法人独立责任渊源于股东有限责任
所谓股东有限责任，是指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或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股东有限责任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股东原则上不对公司债务承担个人责任，除了自己承诺出资的数额外，股东不承担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公司亦不对股东的个人债务承担责任[21]。作为人类为了商事活动而进行的法律上的最伟大的发明，股东有限责任可以与蒸汽机的发明相提并论。利益与风险并存是商事经营与生俱来的结果。在承担无限责任下，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旦经营失败往往导致股东倾家荡产，这极大地限制了人们投资特别是高风险行业的热情。但在承担有限责任下，股东只以其出资额或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这使人们对投资失败的后果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人们控制投资也就控制了损失，在公司赢利前景看好的情况了还可以加大投资，较好地解决了投资利益与投资风险之间的矛盾。因此有学者认为，有限责任制度的核心是在公司和拥有公司的股东之间划了一道明显的界限，股东只是单纯的投资者，它无须对公司的债务承担除了其投资之外的进一步责任。[22]
在论述股东有限责任与法人独立责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有学者认为“公司独立承担责任，进而推导出股东对公司无直接的责任，即所谓股东有限责任”。本文认为此种观点是本末倒置。事实上，是股东有限责任推动了公司这一越来越重要的法人形态责任的独立。
从股东有限责任发展历史来看，工业革命之后，无限责任的弊端日益暴露，已经不能适应投资者的需求。为了鼓励和保护投资者，通过不断的立法尝试和实践，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首次规定了股东有限责任，其后股东有限责任迅速发展成为各国公司法的基石。通过股东有限责任，公司责任与股东责任分离，其结果就是公司责任走向独立，因此公司独立责任只是股东有限责任效果的反射。
诚如学者所云，“法人责任的独立，没有因其人格的享有而必然实现，即便长期法人人格发展的历史也没有能够实现起责任的独立。反之，却是另一原本与法人人格并不相干，并在法人人格已发展了多个世纪之后最终形成的股东有限责任原则，才实现了公司这一越来越重要的法人形态的责任独立。而且，公司法人所享有的独立责任，不仅之前不能仅凭人格而获得，之后也还要继续凭借股东有限责任来支撑，离开或抽去股东有限责任的支持，法人独立责任将荡然无存”。[23]
五、结语
法律是对社会现实的回应，因此法律必须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而发展。法学理论之价值在于探寻真实，为法律发展的连续性提供智识理性的保障。在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必须独立承担责任已成当然之理的今天，可以说，法人独立责任已经失去了它存在和发展之基础。

参考文献：
[1] 江平.法人制度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32
国家卫生部又走上被告席
作者：李艳娜
来源：http://www.liaohai.com.cn

2006年8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受理由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谷辽海、王洋律师全权代理的原告上海伦特电子仪表有限公司不服国家卫生部卫生许可行政处罚一案。原告向法院提出了三项诉讼请求：1.要求撤销被告2006年3月3日所作出的2006年第4号行政处罚公告;2.要求被告认真审核原告申请的涉水产品换证行政许可材料,并重新作出相应的具体行政行为;3.要求被告赔偿因其违法行政给原告造成的相应经济损失。
卫生部缘何又当被告
国家卫生部走上被告席已经不是第一回了。这次缘何又当被告呢？我们还是从头说起。
座落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原告，成立于1999年12月22日，是一家生产系列高科技水处理产品的有限责任公司，总投资2000多万元人民币，占地面积8000平方米，专业生产LTS系列多功能水处理器和OXD系列臭氧消毒器等民用环保产品，所开发的多功能水处理器、臭氧消毒器等产品都具有自主独立开发的知识产权，其中获得国家16项专利证书，整体技术水平已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在原告的系列产品中，所生产的绿森牌YSJ（O3）-B1型水处理器，2002年1月11日经国家卫生部批准，文号为卫水字（2002）第0004号，有效期截止2006年1月10日。
有效期限届满之前，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原告提前5个月提出了延续卫生行政许可的申请。按照国家卫生部换证的文件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供原先批准的卫生许可批件。由于档案管理人员的变动，原告在早期档案材料中寻找不到被告颁发的卫生许可批件原文，只有该批件的“彩色复印件”。对此，原告如实向管辖地的卫生部监督门如实反映了批件遗失的情况。初审部门认为，原告事实上有批件，因此并未告知应当补充材料或者出具书面声明。2005年9月6日，经过初审，上海市卫生局作出了“同意报卫生部审批”的意见。同年10月31日，被告正式受理了关于延续“绿森牌YSJ（O3）-B1型水处理器”卫生许可批件的申请。 同年11月10日、12月5日，根据专家评审意见，被告两次向原告发出了《技术审查延期通知书》。根据被告的要求，原告提供了补充的相关材料。在审查过程中，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彩色复印件”，不是卫生部颁发的卫生许可原件，没有防伪标记，认为原告在延续申请中提供了伪造的卫生许可批件原件。此后，原告不断地向被告解释和说明，但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今年刚过完春节，原告突然接到一家社会中介机构的电话，自称与被告的承办人员有关系，能够“摆平”争议事件，帮助取得延续申请。在原告再三追问下，打电话的人没有详细说明就挂断了。随后，在没有给原告任何书面通知的情况下，被告于2006年3月3日在网站上公开发布了对原告的（2006年）第4号公告。其中，实质上包括了三项行政处罚内容：一是警告；二是暂停发证；三是通报批评。公告的具体内容是：近日，我部在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行政许可审查中发现，原告在申请换发卫生许可批件过程中提供了虚假材料，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我部对该公司申请的相关行政许可未予以批准，并给予警告。原告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行政许可。特此公告。
进行前述三项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被告一直未曾将拟实施行政处罚的内容告诉原告。在众多消费者纷纷提出退货的情况下，原告才从互联网上查找到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知悉其内容后，原告不断地通过电话形式，向被告索要行政处罚文书，被告始终不给予任何答复。在原告的连续数个星期的追问和催索，被告的职能部门才勉强地于2006年4月14日行政处罚的原文给原告发了传真。针对行政处罚内容，原告在法定期间内向被告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同年8月16日，被告作出《复议决定书》，对原告复议的理由均未予以采纳，并认为换证必须提供卫生部原审批文件的原件，原告提供不了原件，所提供“彩色复印件”的批件属于虚假材料，故全部维持原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但《复议决定书》在查明事实部分却是这样描述的：“经查，2002年1月11日，卫生部对绿森牌YSJ（O3）-B1型水处理器向申请人核发了《国产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批准文号：卫水字（2002）第0004号），该批件的有效期截止2006年1月10日。”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不能给予原告延续申请的行政许可？为何还要对原告实施行政处罚且还需要公诸于众呢？原告百思不得其解，只得将国家卫生部推上了行政诉讼的被告席。
原告认为，需要说明的是，从2002年1月准予卫生许可证批件之日起，至今年行政争议发生，在原告生产经营的四年时间里，被告编制的书籍、举办的培训班均将原告纳入其中。
行政争议如何解读
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谷辽海在接受采访时说，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首先，被告认定事实不清。在延续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过程中，原告主观方面没有弄虚作假的故意，客观方面也没有实施造假的行为。由于人事变动关系，原告无法找到卫生许可批件的原件，因而只提供了批件的彩色复印件，但这并不能改变原告拥有卫生许可批件原文的事实，且原告并没有隐瞒这一事实。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规定，被许可人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申请，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可见，延续申请是基于合法有效的许可证书。而这个证书被告已经查实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原告提供不了原件。在此情况下，被告应根据原始档案的历史记载，在法定期间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被告仅凭一份批件的“彩色复印件”就认定原告伪造卫生许可批件显然没有依据。其次，被告违反了我国法律一系列强制性规定。被告的通报处罚、暂停许可等处罚行为均严重危及到原告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对原告的商誉会造成很大的损害，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被告必须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依照法律，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司法救济权利。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未履行告知义务的，行政处罚无效。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没有依法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值得说明的是，被告作出的暂停一年延续行政许可申请，属于对原告的行为罚，限制原告一定期限的生产经营活动。依照法律，对于行政相对人的重大利益有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实施处罚之前，举行听证程序是法律对被告设定的强制性义务。被告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没有告知的，处罚无效。此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