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计算人身损害赔偿金额的基准时间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司法实践中，对于那些被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根据审判监督程序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再审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由于重审或再审均是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于是就产生一个问题：重审（再审）的时候究竟是适用原审一审辩论终结时上一年度的统计数据，还是适用重审（再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上一年度的统计数据。

由于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就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对于重审（再审）案件“上一年度”，应该理解为重审（再审）时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其理由，一是重审（再审）程序就是一审程序，应当适用一审程序的规定。二是人身损害赔偿诉讼目的，在于对赔偿权利人利益进行补偿，确定计算标准的时间应以最近实际填补时间为宜。如果案件被发回重审（再审）后，仍以第一次审理“一审法庭辩论终结的上一年度”统计数据为赔偿标准，那么意味着赔偿义务人承担的赔偿责任相对而言是固定的，发回重审（再审）之后，赔偿义务人赔偿的时间大幅度地延后，相当于赔偿义务人因为发回重审而获得额外的利益，违反了公平正义原则。

另一种意见认为：如果一概以重审（再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上一年度的统计数据作为赔偿依据，会诱使受害人一方反复上诉申诉，反复申请鉴定，甚至故意隐瞒一些案件事实，使案件陷入反复发回重审、再审的怪圈，令赔偿责任人不堪其扰，这既不公平，也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对于重审（再审）案件，计算人身损害赔偿金额的基准时间仍应该是原审时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毕竟从实践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受害人都希望尽快获得赔偿，仅仅为了等待新的统计数据而恶意拖延诉讼的情况应该是极少数。但我们依法理同样可以得知，“一审辩论终结时”应当以首次立案时的第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为依据，发回重审的案件，也依然依据原一审法院的辩论终结为起算时间，而不应依据发回重审后的法庭辩论为标准；如果一审法院存在多次辩论，那就应当依据第一次的法庭辩论时，作为判决依据，因为第一次的法庭辩论离案发时间最近，也最为固定，赔偿数额最符合客观实际。理由如下： 第一，重审（再审）程序是以原审为基础的，不能完全等同于一审程序。重审（再审）是为了纠正一审的错误，不会改变一审判决的正确依据。发回重审（再审）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二是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再审）。可见，发回重审（再审）是二审法院针对原审法院的审理或判决中的错误进行处理。重审（再审）程序是以原审判决为基础的，不能完全脱离原审判决的审理范围。

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在原审程序的举证期限届满前，固定其诉讼请求。当事人一旦提出其诉讼请求，根据证实信用的原则或者禁止反言的原则，应当对当事人自己和人民法院都具有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不但应当体现在原审程序中，也应当体现在基于原审程序而进行的重审（再审）程序中。

第三，民事责任的赔偿原则是损失填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立法宗旨，也在于给被侵权人的赔偿是一种补偿，而不具有惩罚性。侵权行为发生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是确定的，赔偿也是确定的，也只有以这个时间的经济及社会发展为依据，给受害人一个损失填补。离开这个确定时间，常人是无法预知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对当事人不公平，也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原则，法律也不允许让一个人承担自己无法预知的社会风险。例如在有多个被告的案件中，如果部分被告在原一审中已与受害人达成了赔偿协议，没有达成赔偿协议的被告又不服一审判决而上诉，二审发回重审，法院重审后，以重审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终结时为标准时间，计算出来的赔偿额比原确定的赔偿额高的话，受害人就可能以原赔偿协议显失公平或有重大误解为由，请求撤销原部分被告已达成的赔偿协议，而主张新的赔偿标准，使原已达成赔偿协议的被告重新进入诉讼。如果说将再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作为计算受害人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标准时间，是最接近对受害人未来利益损失的实际填补的时间点，对受害人有利的话，那么，按跨统计年度的新标准计算出来的丧葬费和误工费等费用中新增加的部分，对于受害人来说，就明显构成不当得利。试想一下，以丧葬费为例，死者是在案发不久就埋葬的，那是不是需要在重审（再审）时再重新挖出来，再埋葬，这样才符合“实质公平”。

第四，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如果离开了初次立案时间，使得计算依据不确定，就会有人因此不当得利，就有人同时承担不应当承担的责任，民法的公平原则被破坏。在现在信访压力严重的情况下，势必一些人会因此而不断上访，不断要求重新赔偿。同时，人身损害的后果确定下来后，诉讼程序的变化不会导致当事人损失的变化。如果以其他时间为准的话，我们假设一下，一个案件，在四年内被以不同理由四次发回重审，这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到底以最后一次为准还是以第一次为准呢，是不是同样会出现不公平的情况？

综上，应对“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一审含义”进行明确，最好的办法是能由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统一规范，无论采取哪种观点，只要能做到整齐划一、一视同仁，那么对所有的当事人就都是公平的。笔者建议将这个时间确定为一个固定的时间点，可以规定为：计算人身损害赔偿金额的基准时间是“本案初次立案时的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

（作者单位：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刑事判决书中可否将与本案有关联但未经人民检察院起诉的人的事实写出和有关逮捕人犯等问题的复函

1957年4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

昆明铁路运输法院：
你院1957年1月26日〔57〕昆铁法办字第5号函悉。兹就所问的几个问题答复如下：
一、第一审刑事案件在审理前和审理中未逮捕被告人，在审理评议以后决定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应否对被告人进行逮捕，或者只令被告人取保，我们意见，应否逮捕被告人，应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如被告人有企图逃跑以及本院印发的“各级人民法院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内所提需要采取临时羁押措施等情况）适当决定，不能作统一规定。如果需要逮捕被告人，是在宣判以前还是在宣判以后逮捕，同样，也应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适当决定。无论是在宣判以前还是在宣判以后逮捕被告人，都应当用司法部印发的逮捕证进行逮捕。
二、经预审庭决定逮捕被告人的案件，可否持预审庭的裁定进行逮捕，或者须经院长批准后才能逮捕，我们意见，逮捕被告人须经院长批准，并应当用司法部印发的逮捕证进行逮捕。
三、在人民法院所作的刑事判决书中，可否将与本案犯罪事实有关联但未经人民检察院起诉的人的事实部分写出，我们意见，为了写明本案全部犯罪事实，如果认为有必要，可以在判决书的“事实”部分内写明，但不能把他作为被告人。
四、已经结婚的人又与他人未办结婚登记手续而非法同居，并生有小孩，应否以重婚论处，我们意见，如果只有非法同居，不能以重婚论处。但来文所问问题，还不十分明确，不便具体答复。
五、被判处徒刑宣告缓刑没有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在缓刑期间是否可以行使其政治权利，我们意见，如果未剥夺其政治权利，即可行使其政治权利。至于他与没有受过刑事处分的人有何区别，我们认为在行使政治权利上无何区别。
六、越侨在我国犯罪，同意你院意见，适用我国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