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辩交易简述

芦志锋（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辩交易在美国的起源和发展

法史学家劳伦斯?M?弗里德曼（Lawrence M.Friedman）认为：本意上的诉辩交易至少于100多年前就在美国出现了。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公诉人就愿意通过交易的方式说服被告承认犯了某种罪行以了结他们没有多大把握打赢的官司。并且，尽管在交易过程中法官不扮演积极角色，但是他们确确实实是同意进行交易的，法官巴不得控辩双方请求进行交易，他们极少反对。一般地说，法官会对这种诉辩交易制度中任何不合理、不一致的现象视而不见。
不仅如此，弗里德曼甚至还指出：“默示的诉辩交易”历史可能更为悠久。所谓“默示的诉辩交易”是指不发生真正的交易，但被告确实意识到如果他作有罪的答辩会有好果子吃。许多被告作有罪答辩后的确也得到了某种“奖赏”，或至少避免了审判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的较重的刑罚。在公诉人和法官对此都心照不宣的情形下，辩护律师会传话给他们的当事人。这样，尽管双方未就“交易”交换过任何口头意见，但罪犯通过伏罪确实达成了某种交易。弗里德曼认为，这种情况现在也经常发生并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他也承认很难找到历史事实来证明这一点。默示的诉辩交易靠的是被告之间流传的谣言和法官当时的思想状态，而这二者都是很难系统地加以表示的。
而在如今的美国，诉辩交易已经占据了刑事诉讼的主要舞台。获得了辩护律师帮助的被告人已经不再仅仅依赖“默契”，而是更多地依靠直率的谈判来获得从轻处罚。选择陪审团审理的比例在逐渐下降。
不过从70年代起，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公众都对诉辩交易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公众看来，诉辩交易是在出卖正义，有些被告钻了法院积案过多和软骨头的公诉人的空子，没有得到其应受的惩罚。但是，刑事审判人员却认为诉辩交易是操作上必要的制度，原因很简单：没有足够的资源审判所有的案件。为了协调公众和司法机关在诉辩交易中的矛盾，州和联邦政府希望通过进一步完善立法，以改进实践中诉辩交易存在的杂乱无章、随意性和不可预测性等弊端。
例如：1980年加州选民通过了第八提议，即“受害者权利法案”，其中规定了对重罪案件的诉辩交易实行限制。此外，1984年的《量刑改革法案》建立了美国量刑委员会，并赋予其权力解决和纠正联邦法官在给罪犯量刑的过程中，量刑标准缺乏统一性、比例性、确定性，以及量刑原则和目的缺乏一致性等方面的问题。该委员会制定和实施了一套统一的《量刑指南》，所有联邦法官在给各个罪犯量刑时必须使用《量刑指南》。《量刑指南》的出现并非削弱了而是进一步规范了诉辩交易在诉讼中的运用。《量刑指南》规定：如果被告“承担责任”并同意作有罪答辩，就能得到减刑的回报。此外，《量刑指南》还提供两种可供选择的诉辩交易安排：一种是由法官掌握最终量刑的灵活度；另一种是法官要么接受要么反对全部交易内容，包括量刑。
尽管时常受到批评，但是在美国诉辩交易已经被普遍接受，成为刑事审判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经过历史演变，当代美国的诉辩交易有其新的特点。对此，最高法院解释到：“这种过去暗中进行的做法得到公开承认，使本法院认识到诉辩交易谈判中律师的重要性；做公开记录以表明诉辩交易是有意的、自愿的交易的必要性；以及要求公诉人履行其在诉辩交易所作的承诺的必要性。”此外，虽然诉辩交易是刑事法学上的问题，但是其在性质上是合同，必须用合同法的标准来衡量，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


诉辩交易制度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实施情况（法国、意大利）

发源于美国的诉辩交易制度，不仅在美国国内得到发展而成为美国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情况表明，在其他的国家也可能存在类似的情形，只不过在表现形式上略有差异罢了。
1989年10月24日正式生效的新《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444条至448条规定了“依当事人的要求适用刑罚”的制度。这一制度出台后被人们称为“意大利式的诉辩交易”。和美国的诉辩交易不同，意大利式的诉辩交易没有将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作为诉辩交易的前提条件，因为意大利新刑事诉讼法典的起草者担心，以承认有罪为前提的诉辩交易会损害意大利宪法所保证的对所有被告人实行无罪推定这一原则。此外，意大利式的诉辩交易还有如下特点：
1、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不得就被告人的犯罪性质进行交易；
2、最高减刑幅度为法定刑的三分之一并且最终判刑不得超过两年有期徒刑或拘役；
3、即使检察官不同意，被告人仍然可以要求法官减刑三分之一。
作为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国一直禁止诉辩交易。直到今天，法国的理论界仍然坚持认为：公诉权属于社会，检察机关仅仅是提起并进行公诉，而不能对公诉权进行处分，因此，检察机关无权与被告人进行交易，无权要求被告人向国库或受害人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即停止对犯罪人进行追诉，所以，原则上法国是禁止诉辩交易的。
不过，在原则之外，例外的情形总是存在的。首先，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行政部门与犯罪人之间进行的交易可以使公诉权消灭。这种情况存在于行政部门经授权进行公诉的情形，例如：间接税征管部门、海关管理部门、林木水道管理部门可以与犯罪人进行这种和解。此外，在民用航空方面的某些特定的轻罪、经济犯罪案件以及在因违反交通管理之违警罪而必须罚金等场合，公共权利机关与犯罪人之间的交易也可以使公诉权消灭。

对诉辩交易现象的分析

无论是美国典型的诉辩交易还是意大利的“依当事人的要求适用刑罚”的制度，或者法国的范围有限的诉辩交易，其本质上都体现出一种观念：国家对于已经认罪的犯罪人——尽管这种认罪是有限度的，可以部分地放弃公诉的请求，以实现缩减程序上的消耗和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的目的。但是，由于诉辩交易在事实上导致的罪刑不符，以及重罪轻处等后果，其在理论上始终是一项遭人非议的制度。对此我们应如何看待呢？
首先，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什么？依大多数人通常的直觉，刑事诉讼的首要目的无非在于：惩罚犯罪人，迫使其罪有应得。但是，直觉往往会掩盖事物的本质问题——即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差别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恢复被侵害的权利——这也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功能。但是，在刑事领域，无论我们对犯罪人科以何种程度的刑罚，被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利益——生命、财产、公众利益往往是无法恢复的。尽管我们还是需要刑事诉讼制度，因为如果没有刑罚的震慑，就无法抑制犯罪的心理，但是这种需要与我们对民事程序的倚赖却是大不相同的。刑罚与刑事诉讼的功能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威慑力，而权利与民事诉讼的功能在于其能最终能否得以兑现。因此，诉讼的结果是民事诉讼的目标但却不是刑事诉讼所追求的。
其次，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诉辩交易的存在减轻了刑罚的威慑力，因此会纵容犯罪行为的滋长。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犯罪本身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存在的背后往往都有复杂的社会背景。消除犯罪的根本方法是消除滋生犯罪的社会背景。刑罚的存在往往只能起到有限的震慑作用。在此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对贪污、贿赂等犯罪的惩罚不可谓不严厉，但是近年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腐败现象却有不断滋长的势头。这种现象的存在和不断扩大，已经迫使我们开始在刑罚之外，从制度本身去寻找医治腐败的方法，即“从源头上寻找腐败的原因，从源头上抑制腐败的滋长。”
再次，有限的司法资源相对于大量存在的犯罪行为而言永远都是有限的。事实上，国家投入的司法资源再多，也无法满足追索犯罪的实际需要。因为，相对于某一犯罪的个人，或者某一犯罪行为，国家相应的司法资源的投入往往要达数倍甚至数十倍。即使再富裕的政府，如美国政府，也无法承受如此巨量的司法资源的投入。
既然刑罚本身对于恢复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的作用是有限的，对于消灭犯罪现象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而且国家也不可能为此无限制的投入大量资源，那么诉辩交易的出现就不足为怪，甚至是一种实际的需要了。

中国式的诉辩交易——刑事诉讼简易程序

尽管我国在立法上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诉辩交易的存在，但是诚如梅因所言“在进步社会中，社会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走在法律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接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要把这缺口重新打开来。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社会是进步的，人民幸福的或大或小，完全决定于缺口缩小的快慢程度。”而为了使法律和社会相协调，不同程度的“法律拟制”在每个社会中都是客观存在的——关于“法律拟制”，梅因认为，“法律拟制”是用以表示掩盖、或目的在于掩盖一条法律规定已经发生变化这事实的任何假定，其时法律的文字并没有被改变，但是其运用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
那么，在我国的刑事诉讼领域，是否也存在所谓的“法律拟制”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对于上述规定正确的合乎逻辑的理解应当是：上述规定是我国刑事诉讼中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之一。但是有意思的是，从相反的角度出发，上述规定也可以被理解为“既然适用了简易程序，那么本案的量刑最多也不会超过三年。”而事实上，这往往就为控辩双方打开了方便之门——如果被告人所面临的指控不是很严重（当然也不能是非常轻微的），而检察官的证据又不是非常充分的情况下，与其双方为了一个不可预期的判决结果在法庭上争论不休，不如达成一笔交易，被告人部分地放弃辩护的权利（否则如何谈得上“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检察官则建议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而法官往往也乐于如此。因为与为了一个有激烈争议的案件大伤脑筋相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无疑有诱惑力的。而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上诉的可能性也很小。相反的，如果是一个“有争议的案件”上诉和改判的风险就大了。这对于面临“错案追究制”以及讲究“业绩”、“工作能力”的中国法官而言，又是多么大的诱惑呀！
因此，尽管我国没有被公开承认的诉辩交易，但是被“拟制”的诉辩交易却不在少数。如今，再讨论是否有必要在我国实行诉辩交易制度已经没有多少意义，当前我们应当考虑如何规范诉辩交易的行为，或者说如何规范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中存在的事实上的诉辩交易行为。

1、参见：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次印刷，430—438。
2、参见：程味秋著《〈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简介》一文，载于黄风译：《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7—8。
3、参见：[法]卡斯东.斯特法尼、乔治.勒瓦索、贝尔纳.布洛克著，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150—152。
4、参见：[英]梅因著：《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北京第5次印刷，15—16。
天津市人民政府


第94号


《天津市关闭严重污染小化工企业暂行办法》已于２００５
年１０月１７日经市人民政府第５７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５日起施行。



市 长
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天津市关闭严重污染小化工企业暂行办法


　　　　　　　天津市关闭严重污染小化工企业
　　　　　　　　　　　　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推动严重污染小化工企业的综合治理工作， 规
范关闭企业行为，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
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严重污染小化工企业（以下简称小化工企业） 违反
法律、法规规定需要依法关闭的，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小化工企业包括各种所有制、各种形式的小型化
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第三条 关闭小化工企业应当坚持教育、 引导和惩处相结合
的原则。
　　第四条 对国务院明令禁止的小化工企业， 一经发现，企业
所在地的区、县工业经济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环保部门立即予以取
缔，责令其停止生产，并提出关闭企业的建议，报同级人民政府
依职权批准决定关闭。
　　第五条 小化工企业违反环保法律、 法规规定，造成水体、
土壤、海洋、大气等环境严重污染，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环保
部门应当直接或者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关闭企业的建议，报同级人
民政府依职权批准决定关闭：
　　（一）经限期治理未完成治理任务的；
　　（二）经环保部门多次处理而不改的；
　　（三）不符合本市工业规划布局、又无自有资金和其他必要
条件进行治理的；
　　（四）资不抵债、濒临破产且无力回生的。
　　第六条 小化工企业违反环保法律、 法规规定，造成水体、
土壤、海洋、大气等严重污染，但符合下列条件的，由企业所在
地环保部门提出停产（停业）治理的建议，报同级人民政府决定
限期停产（停业）治理：
　　（一）符合本市工业布局规划要求、为本市大型国有工业企
业提供配套生产的；
　　（二）具备限期治理条件、能力和必需的自有资金的；
　　（三）无违法违规记录、属于初犯的；
　　（四）远离居（村）民生活区、且可以根治环境污染的。
　　第七条 对被取缔的小化工企业， 未取得工商执照，属于无
照经营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
（国务院令第３７０号）的有关规定依法予以查处；已经取得工
商执照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取得其他相关
行政许可证件的，由有关行政许可机关撤销其行政许可决定。
　　第八条 对被关闭的小化工企业， 由环保部门依法撤销其环
保方面的行政许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行政许可部门依
法办理企业注销登记和其他行政许可注销手续。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九条 对被停产（停业） 治理的小化工企业，所在区、县
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综合治理手段，加强监管力度。
　　凡未经市环保部门验收合格的，一律不得恢复生产；确需试
生产的，应当经所在区、县环保部门同意后，报市环保部门批准。
试生产阶段，区、县环保部门应当进行现场监督并将现场检测结
果书面报市环保部门审查。
　　未经验收擅自生产或者经限期治理仍未达到要求的，应当立
即依法予以关闭。
　　第十条 对予以取缔、 关闭的小化工企业，不给予任何经济
补偿。
　　严重污染小化工企业改变生产经营方向，主动实施搬迁，并
达到环境保护要求的，经申请可以给予适当补助，具体办法由市
环保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工业经济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一条 市或区、 县人民政府作出关闭企业决定的同时，
应当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指导企业关闭工作依法实施。
领导小组由工业经济主管部门、环保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组成，由工业经济主
管部门为组长单位。
　　企业关闭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成立企业清算组，清算组对企业
关闭领导小组负责并报告工作。清算组由下列成员组成：
　　（一）企业股东或者股东共同推选的代表；
　　（二）职工代表；
　　（三）有关行政机关代表；
　　（四）注册会计师、律师或者其他熟悉清算事务的专业人员。
　　第十二条 清算应当遵守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 清算财产
优先支付清算费用后，按照下列顺序清偿：
　　（一）职工工资、社会保险、经济补偿金等费用；
　　（二）国家税款；
　　（三）其他债务。
　　依照前款顺序清偿后有剩余的，由企业股东按照约定分配；
没有约定的，按其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清算过程中发现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清算组织应当向
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企业破产；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依照有关破产
清算的法律、行政法规办理。
　　第十三条 企业被依法予以关闭的， 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劳动
合同关系解除，清算组织应当及时为企业职工出具解除劳动关系
的证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依法接续职工的社会保险关系。
　　企业尚未支付职工应得工资、社会保险等合法收入的，应予
支付。
　　第十四条 企业关闭， 应当向职工发放经济补偿金。具体补
偿标准为，按照职工在该企业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发放相当于
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工作时间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
　　前款所称工资的计算标准为，企业正常情况下，职工解除劳
动合同前１２个月的月平均工资。职工月平均工资低于企业月平
均工资的，按照企业月平均工资计算。补偿职工所需费用，由企
业承担。
　　第十五条 企业关闭， 对职工补偿资金不到位的，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门有权责令清算组织中止企业财产的分配活动，待资金
到位后方可重新进行。
　　第十六条 企业关闭后， 职工属于城市居民并已参加失业保
险的，依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
的，依法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职工属于农民合同制工人并已参加失业保险的，按规定支付
一次性生活补助费。
　　第十七条 企业关闭决定一经作出， 被关闭企业应当立即停
止生产经营活动，并不得将产品、生产设备转让、承包或者租赁
给他人。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有关责任人应当自清算开始之日起５日
内向清算组织报送与企业财产有关的一切账簿、单据、文件等资
料，协助清算组织进行清算。
　　第十八条 企业拒不执行关闭决定， 擅自从事违法生产、经
营活动的，环保、安全生产、工商、公安等行政管理部门有权依
法采取下列强制措施：
　　（一）查封、扣押有关合同、票据、账簿及其他资料；
　　（二）查封、扣押专门用于违法活动的工具、设备、原材料、
产（商）品等财物；
　　（三）查封、填堵有证据表明危害人体健康、存在重大安全
隐患、威胁公共安全、破坏环境资源的生产经营场所。
　　第十九条 企业关闭后， 需要对其周围环境进行恢复、治理
的，由区、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涉及危险、违禁物品处理的，
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因企业的违法生产经营活动给周围环境造成污染的，其环境
治理资金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由污染
企业承担，并从企业清算财产中列支。
　　第二十条 被取缔、 关闭的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有关责任
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予以处
罚。法律、法规、规章未作具体规定的，由工业经济主管部门予
以警告，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３
万元以下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拒不移交企业账簿等资料的；
　　（二）私分、转移、隐匿或者采取其他手段非法处置企业资
产的；
　　（三）拒绝、阻碍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扰乱社
会公共秩序的。
　　第二十一条 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 滥
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应当依法承担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
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法律、 法规对关闭小化工企业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
内小化工企业的关闭参照本办法执行。
　　除小化工企业之外的其他小企业的关闭，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