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保护立法刻不容缓

张旭科
（中国矿业大学法学系 江苏徐州 221008）


自实行依法治国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广大公民的法律意识已经有了提高。但是必须看到，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我国法律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人们保护“隐私”的意识增强，因隐私权引起的诉讼增多，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如1999年，在湖南各界引起强烈反响的“湖南某外语外贸学院的男女学生因在女生宿舍同床过夜被学校开除而向法院以学校侵犯其隐私权的诉讼案”；受社会普遍关注的“张萍诉新疆石河子市某医院允许实习生见习对其进行的下体检查精神损害赔偿案”；近日，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同时被社会各界关注的“女大学生因怀孕被学校开除而告学校侵犯其隐私权的精神损害赔偿案”，等等。
但是对于隐私权，法律尚无具体的规定，如何保护隐私权成为了法律界争相讨论的一大热点、难点问题。此外，一方面是现实中侵犯隐私越来越成为非常频繁的侵权事件，有关诉讼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是立法上的严重缺漏与司法的无所适从，因而隐私权保护问题也成为了中国法制的一个尴尬问题。
综观世界各国法律的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方面来阐述：
一是大陆法。这以法国、德国这两个国家为典型。大陆法系国家对隐私权的保护不像英美法对判例的援用一样落后，法、德两国在自己国家的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任何人有权使个人生活不受侵犯”、“法官在不影响赔偿所受损害的情况下，得规定一切措施，诸如对有争议的财产保管、扣押以及专为防止或停止侵犯个人私生活的其他措施。在紧急情况下，法官得紧急下令采取以上措施”。此外，大陆法传统也包括如下内容，在问题没有发生以前，制定强有力的制度予以预防。如在数据保护领域，这一解决方式最初为北欧国家采纳，并随后影响了英国、加拿大这些普通法国家。
二是英美法。英美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有直接保护和间接保护两种模式：
（一）直接保护方式，如美国。在美国，作为新的侵权行为类型，隐私权的发展由三条线索合成：侵犯隐私这一新的侵权行为的创设，宪法学说的发展，州与联邦层面制定具体立法的举措。美国直接保护隐私的做法是：其一是联邦最高法院宣称在宪法中存在一般隐私权的事实；其二就是对于侵害隐私权的行为是直接认定为侵害隐私权的侵权行为，并责令侵权行为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
（二）间接保护方式，如英国。由于该国立法的原因，隐私权在英国的发展并不像在美国那样繁荣，在英国国内法中是没有对一般隐私权的直接规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没有为隐私权提供法律保护。英国对于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不直接定为侵害隐私权的侵权行为，而是认定为其他类似的侵权行为，按照其他类似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如名誉、信息侵害的赔偿等等。
三是北欧法律。通过公开原则和具体的数据保护立法对隐私予以保护是其最著名之处，通常认为瑞典是这一方式的代表。瑞典采用的是古老的政务公开原则和现代的数据保护立法。政务公开原则已写入1766年瑞典宪法，尽管在一开始，这项规定并没有打算成为保护隐私权的措施，但行使隐私权的人却已经通过它来检查与其有关的记录。瑞典于1973年颁布《数据保护法案》，规定了监控对象接触自动处理的个人数据的一般权利，这体现了解决由公私领域的数据处理体系提出的隐私问题的现代方法，但是这一权利也有缺陷，就是其仅仅依赖于上述方法。虽然北欧国家对隐私权的保护通过公开原则和具体的数据保护立法的方式，但是这并不是说其他保护方式在北欧国家是不存在的。如挪威自从1899年以来就有禁止侵犯“私人生活安宁”的刑事立法，并且其案例法的发展与美国相似。
总之，在1890年美国法学家布兰蒂斯和华伦在哈佛大学《法学评论》上发表《隐私权》一文之后，世界各国逐渐认识了隐私权及其重要性，各国法律陆续确认其为人格权，并加以严格的法律保护，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公民的隐私权。
然而，在我国，对于隐私权，因为1986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由于立法者对隐私权还没有充分的认识，没有将隐私权规定为公民的人格权，所以在我国法律上的渊源目前为止虽然部分可求助于宪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但在事实上，我国的宪法具有其规定一般都要经最高法院解释后才在具体的案件中引用的局限性，因而如果隐私权只停留于宪法的抽象人格权上，那么对它的保护将始终有所缺陷。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通过名誉权对隐私权进行间接保护，但是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不必然侵犯名誉权或规定了隐私权只是一种“人格利益”。再者，随着电脑与网络的进一步发展，隐私权问题在现代社会将会更加尖锐起来，这就会导致笔者前面所述的立法上的严重缺漏与司法的无所适从。
有学者称，在我国的一些民法特别法中对隐私权的规定（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0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9条规定了禁止用侮辱、诽谤、宣扬隐私等方式损害妇女的名誉和人格；在《残疾人保障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都设置了保护残疾人、消费者和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条文，其中都包含隐私权保护的内容等），是应当依照、可以参照的，直接按照侵害隐私权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是完全有法律根据的。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是这仅仅是针对社会中的特殊群体（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的一些规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适用的，也就是不是普遍适用的问题。此外，在这些民法特别法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括，并且它们也没有规定哪些隐私应该得到保护，哪些行为构成侵犯隐私权等等。在事实上，许多侵害隐私行为就都无法追究民事责任，如刺探他人私人情报信息，擅闯他人私人住宅，跟踪私人活动，等等。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建议：我国的立法机关尽快进行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完善我国隐私权的法律直接保护制度。
一、对为何要选用直接保护方式的几点说明
（一）与直接保护方式相对的就是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英美法间接保护方式，如英国一样，间接保护方式将隐私权按照其他类似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虽然这样也能够起到对隐私权的保护，但这种保护方式存在着一种缺陷那就是手段的脆弱性，也就是说长期将隐私权寄托于其他权利中，忽略它的特殊性，则会造成保护手段失衡，没有相对严厉的特殊手段保护。
（二）在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也是采用类似于英美法的间接保护方式，把揭露与宣扬个人隐私解释为侵害名誉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隐私权与名誉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利范畴，无论在权利的性质、主体、客体及侵权手段和保护上都存在着质的差异，如名誉权的侵犯的一个最为主要的标志就是社会评价的降低，也就是“造成一定影响”，然而对隐私权的侵犯是不以社会评价是否降低为标志的。而从法律制度上加以对隐私权的直接保护，这就可以避免在部分现实的司法中，由于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款可援用，法官一般在隐私权的救济上采取谨慎的态度，万不得已则靠名誉权或“人格尊严”的规定判决的奇怪现象。
二、对完善我国隐私权立法的几点构想
（一）明文规定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利，而非“人格利益”。
我国《民法通则》并未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造成在司法上只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通过名誉权对隐私权进行间接保护，由于二者存在质的不同，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不必然侵犯名誉权，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维护隐私权。所以，笔者建议，立法应参照世界各国立法，尽快把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在立法上明确规定。
（二）立法应明确界定隐私权的主客体。
1、隐私权的主体。任何权利都有一个权利的主体，权利主体是享有权利的人或组织。一般是个人（公民或自然人），也包括其他团体、社会组织以至国家。而隐私权的主体则为个人。我们认为，法人不应划入主体范围，因为隐私权的本意所要保护的是自然人的自由与人格尊严，法人是没有自然人的人格尊严，法人的“隐私”也就属于商业秘密。此外，笔者认为，只有自然人生存时才享有隐私权，死者是没有隐私权的。因为当自然人死亡后，其个人利益随着本身物质载体的终止而消亡，事实上也不具备维护自身利益的可能性，并且死者无权利能力，同时由于权利主体与客体的一致性，这些都说明死者不是隐私权的主体。基于以上考虑，建议立法机关规定“隐私权侵犯之诉讼，仅得由其隐私权受到侵犯之人而仍生存时主张”。
2、隐私权的客体。权利的客体专指某种物，它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隐私权主要包括三大类，即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及私人领域，其中私人信息属无形的隐私，主要包含个人情况，结合我国实际，应当有医疗记录、身体缺陷、健康状况、女性三围、财产状况、宗教信仰、过去经历（尤其犯罪记录）、财务资料、犯罪被害人资料、招致误导的情节等等；而私人活动则属于动态的隐私，如社会交往、夫妻性生活、婚外恋等等；再者是私人领域，也称作私人空间，如个人日记、居室等，同时也包括个人隐秘部位，如人体生殖器和性感器官。以上对隐私的客体所采用的是列举的方法，但是在立法上这种列举的方式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的内容。所以，建议在立法上对隐私进行抽象的原则式规定。对于隐私的抽象的原则式规定，笔者认为立法可采用王利明先生的观点：“隐私乃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当事人不愿他人干涉的个人私事和当事人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个人领域”。它比较准确地揭示了隐私的本质特征——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隐私就一定意味着权利主体存在着有所“隐”与有所“不隐”，在“私”则“隐”，为“公”则“显”。如果根本就无所谓“公”或无所谓“私”，也就不必谈什么隐私。
　（三）立法采用列举式和概括式的方法对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予以具体化。
笔者认为，1967年国际法学会在斯德哥尔摩由世界范围内的法学权威参加的会议上有关隐私权的声明中所主张的十种相对具体的权利，在我国立法时值得予以援引。虽然迄今为止，这十种相对具体的权利尚没有法律效力，但是它们无疑是有道理的。这十种相对具体的权利是：1、对他私人、家庭生活的介入；2、对他身体或精神独立性，或道德与智识自由的干预；3、对他荣誉或名誉的攻击；4、被置于不实的公众印象中；5、披露他私人生活中与公众不相关的令人窘迫的事实；6、使用他人姓名、身份与肖像；7、监视、打听、干扰；8、干涉他的通讯；9、披露他在职业秘密领域所发出或接收的信息；10、非法使用他书面或口头形式的私人通讯。此外，立法应再作“其他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的概括性规定。
另外，还需指出的是，在如今这个网络经济中，每个人都与网络相连，各种数据信息以无法想象的速度在INTERNET上交流和传播。因而对于在这一方面的个人隐私的保护，也是在发展网络经济过程出现的一个新的法律课题。笔者认为，在互联网上的个人隐私，除应通过技术手段（如防火墙）来保护外，可以借鉴北欧法律的数据保护立法，在我国隐私权保护立法加以规定，从而通过法律上的追究侵权责任加以具体保护。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黄南藏族自治州林木管护条例
黄南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1997年4月27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98年9月25日青海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在林业建设中坚持生态效益为主，兼顾经济效益，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并对森林资源实行保护性措施。
第三条 州、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林业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应设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兼职）人员，负责本辖区的林业工作。
第四条 国有林场和有成片林的基层单位及村（居）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建立护林组织，配备专职或兼职护林员，实行林木管护责任制。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督促国有林场与林区村（居）民委员会、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等开展护林联防工作，划分责任区，签订责任书，定期检查，兑现奖惩。
公路、渠道两旁，水库周围，城镇街道及机关、团体、学校、厂矿、部队营造的林木，由营造单位或个人管护。
第五条 坎布拉国家森林公园的森林，严禁采伐。
州、县属国有林区森林的采伐，按国家有关保护森林资源的规定执行。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做好森林火灾的预防工作，建立护林防火组织和毗邻区护林防火联防组织，设置防火设施，制定补救预案，落实防火责任制。
第七条 本州境内森林防火警戒期为当年10月1日至翌年5月31日。防火期内应加强火源管理，禁止林区野外用火。
第八条 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均应承担造林绿化任务，实行划片定点、包栽包活、限期绿化的办法。对未完成义务植树任务的单位，由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征收绿化费。
凡承担义务植树的城镇居民、农村村民，每人每年均应完成植树3～5棵任务。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各国有林场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鼓励有经营开发能力的集体和个人，以承包、租赁等形式，在宜林荒山荒地植树造林，开展以林为主的多种经营。
依法在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上植树造林的，林地所有权不变；林地使用权和营造的林木归造林者所有，可以继承、转让、承包、租赁和拍卖。继承、转让、承包、租赁和拍卖使用权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依法取得宜林荒山荒地使用权后连续两年未进行植树造林及与林业有关的设施建设的，经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收回土地使用权。并由同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收取绿化延误费。
第十条 未经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林区收购木材和从事林副业生产。
经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国有林场可根据林木生产情况，有计划地安排林区群众开展林副业生产及砍柴活动，为林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提供便利。
第十一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严格控制森林采伐量。必须进行抚育更新的，其年采伐量按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限额执行。
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
采伐许可证的审批权限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禁止毁林开垦、采金、采石、挖沙、取土及其他毁林行为。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封山育林区、更新造林区和幼林区开垦、放牧、砍柴、挖药材。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国有林场进行抚育间伐、更新、造林、苗圃建设等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牧区群众承包草场内属国家所有的小片和零星林木，由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与村（牧）委会或牧户签订林木承包管护责任书。
农区集体经济组织营造的林木，由集体经济组织与管护单位或个人签订林木承包管护责任书。
第十四条 从国有林场运出木材，必须持有该场的检尺单、发票、出境证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检疫证和运输证。
运输集体或个人木材，须经乡（镇）人民政府同意，报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签发运输证和检疫证。
第十五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林场管理人员滥用职权超限额超面积采伐，乱批清林或以清林为名盗伐、滥伐林木的，除依法追究当事人责任外，同时追究批准人的责任。
林业检查站工作人员及林场护林员监守自盗，变相盗伐林木或倒卖国有林木的按盗伐林木论处。
第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和护林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纵容、包庇他人破坏林木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机构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封山育林区、更新造林区和幼林区开垦、采金、采石、挖沙、取土、放牧、砍柴、挖药材及其他毁林行为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毁坏林木价值1～5倍的罚款；毁坏林木的，依法赔偿损失，补种毁坏株数1～3倍的林木。
（二）无证、货证不符或超过有效证件规定的数量、品种、规格及起止地点运输木材，没收无证或超证运输的木材，并对货主处以木材价款40％的罚款，对承运者处以木材价款10％罚款；
（三）滥伐森林或其他林木5立方米下，幼树100株以下，除责令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树木外，并处以滥伐林木价值2～5倍的罚款；
（四）盗伐森林或其他林木1立方米以下，幼数50株以下者，除责令补种盗伐株数的10倍树木外，没收盗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并处盗伐林木价值3～10倍的罚款；
（五）盗伐、滥伐森林或林木的单位和个人拒不补种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主管部门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六）盗伐、滥伐坎布拉、麦秀林区林木的，加倍处罚。
第十八条 拒不接受或阻碍国家工作人员和护林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自治州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条例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



1998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