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民行部门不宜直接侦查案件

杨 涛

新华社长沙４月１０日电，湖南省人民检察院近日宣布：检察官在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如发现法官职务犯罪的线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可以经检察长批准进行初查和直接立案侦查，并以此加强惩治司法腐败力度，推动法律监督。(《新京报》4月11日)
尽管说，法律监督权力总体上由检察机关行使，但是具体到各项监督权在检察机关那个部门来行使或者说法律监督权力如何在检察机关内部具体配置却是有学问的。笔者认为要遵循三个原则：一是有效率，有利于权力高效运转；其二是权力能受制约，法律监督权之间也应当监督与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三是要符合法律监督与司法工作的规律。因此，权力在部门之间配置时不能一味强调一方面，如在检察机关中设置了反贪部门、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一起职务犯罪案件在公诉到法院之前，要经过反贪部门侦查、侦查监督部门批准采取强制措施和公诉部门审查起诉，这体现了检察机关内部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如果一味强调效率，那么很显然由反贪部门侦查、逮捕、公诉一体操作最高效。
很显然，由于民行部门的主要职能是对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所以，他们经常与当事人和法官打交道，能近距离地与及时地发现司法腐败问题，赋予民行部门的检察官对法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对民事、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整合在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中的抗诉和查处职务犯罪两种监督手段，惩治司法腐败。 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仍然是一种弊大于利的做法。
首先，这种做法过多地从效率上考虑而没有考虑到进行检察机关内部的权力监督与制约，不利于公正执法。民行部门的检察官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行政案件的抗诉，应当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但是一旦抗诉提起后，事实上，民行部门检察官的工作业绩就与抗诉的成败有了一定关系。如果赋予他们侦查权，就很难保证其不会利用侦查权来达到抗诉成功的目的，从而使被申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而由反贪部门来进行侦查，至少在内部可以增加一道制约程序，防止权力的滥用。
其次，由民行部门检察官来行使侦查权也并不符合司法工作的规律。检察官是法律监督者，但不是法官之上的“法官”。因此，检察官要使得民事行政案件监督成功，还是必须经过法定的程序，最终由法官来判断。但是，民行部门检察官既提起抗诉又享有侦查权，法官在断案中就不得不考虑检察官的眼色来行事，使民行检察官事实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
最后，其实民行部门检察官来行使侦查权对于高效行使侦查权也并不一定十分有利。因为，民行检察官主要从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审查，侦查经验不多，侦查手段也有限，而且实践中民行部门人员也比较少，而反贪部门的人员有从事侦查的长期经验和技术手段，他们更有能力集中力量侦查。
因此，事实上，民行部门的检察官在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发现法官职务犯罪的线索时，将线索转给反贪部门进行侦查，并给予相应的配合，应当是一种符合效率、司法规律和利于权力制约的比较可行的做法。所以，不宜将法官职务犯罪案件交由检察机关民行部门直接侦查。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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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性确认之诉的当事人适格与举证责任分配

奚玮1 余茂玉2
（1、241000 安徽师范大学法律系讲师、法学硕士；
2、710063 西北政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摘 要：只须就诉讼标的有确认的利益即可提起否定性确认之诉，就可以成为适格的原告；在否定性确认之诉中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就争议的权利或法律关系之存在承担举证责任。
关键词：否定性确认之诉；当事人适格；举证责任分配
Evidential Obligations Allocated in the Eligible Parties in the Negative Confirmation Suits
ABSTARCT: If negative confirmation suit hinges upon the confirmed interests embodied by the objects of the case, the plaintiff may be eligible. Reversed evidential obligations should be applied in the negative confirmation suits. The defendant should bear the obligations to prove the existence of the litigious rights and relations.
KEYWORDS: negative confirmation suit；eligible parties；allocate evidential obligations

确认之诉是指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或者某种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的诉。以原告请求确认争议法律关系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或争议法律行为是有效还是无效为依据，确认之诉又可进一步分为肯定性确认之诉（或积极的确认之诉）和否定性确认之诉（或消极的确认之诉）。确认之诉作此分类的意义，在于通过对诉方当事人是否定还是肯定的确认主张的掌握，明确该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举证责任范围和证明方式，从而有利于法院的审理和判决。对于肯定性确认之诉的适格当事人及其举证责任分配，理论和实务界异议都不大。但对否定性确认之诉的当事人适格与举证责任分配立法上并不明确，司法实践中因此出现一定的混乱。我们现就此问题作一简要探讨，以期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对该问题的正确理解和把握。
否定性确认之诉中的当事人适格
“起诉者为原告”是确定民事诉讼当事人地位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民事诉讼而言，在通常情形下，是由权利人作为原告依据《民法通则》等实体法的规定提起诉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不允许义务人就与权利人之间的争议提起诉讼。在民事诉讼领域，实体法是判决民事主体权利义务归属的裁判规范，只要民事主体对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归属有争议，都可以要求法院适用民事实体法对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法律上的确定。因此，从实体法律关系的确定方面考虑，无论是权利方还是义务方都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在否定性确认之诉中，对适格当事人的判断不是看该当事人是不是该被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而是看该当事人对该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解决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利益关系。在否定性确认之诉中，原告要求法院确认他与被告之间不存在某种实体法律关系，因此，要求原告和被告是发生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与这种诉讼的性质相悖的。在否定性确认之诉中，原告只须就作为诉讼标的的实体法律关系有确认的利益，就可以成为适格的当事人，而被告只要与原告对作为诉讼标的的实体法律关系有争议，就能够成为适格的被告。
否定性确认之诉的举证责任分配
对于否定性确认之诉，原告提出的主张是其与被告之间不存在某种法律关系或者某种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譬如甲认为乙损坏了他家的房屋，而乙否认自己实施了这一行为，为此，甲经常去乙家无理取闹，要求乙赔偿，乙无奈为求得安宁,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甲所主张的侵权事实不存在。该类诉讼的举证责任应当如何分配？这是法院面临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从整体意义上说，民事活动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都拥有相同或者相近的条件了解案件事实的真相，在证据的收集、调查、提供方面面临着同样的机遇。因而，举证责任的分配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没有任何关系，原告和被告都有可能对相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就实体法的适用与举证责任分配的关系而言，不论是权利人作为原告，还是义务人作为原告，当事人诉讼地位上的变化，都不影响举证责任的分配，因为举证责任是法律预置的，与具体案件中的当事人诉讼行为没有关系。
关于举证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这两条规定均未涉及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仅揭示了主张(诉讼请求和反驳)和举证的关系。事实上，关键的问题是，当事人究竟对案件中的何种事实应当主张以及是否负举证责任?上述两条规定均未给出明确答案，而这正是举证责任分配的实质性问题。
前引案例中，若由乙举证，难度较大，难以真正实现司法公正，因为该诉之提起仅是基于对甲所主张事实的否定，原告较难证明其未侵害被告的利益。乙只应负有举证证明甲(即被告)曾提出了“乙损坏了甲的房屋”的主张，并且经常无理取闹，已影响到乙的正常生活的证据即可。因为依据民事证据法理论，对于待证事实的不同，举证责任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若为消极事实，主张之人不负举证责任。因为消极事实相对于积极事实来说更难举证，凡主张某种权利或法律关系不存在的当事人，只需就对方当事人曾主张(明示或暗示)该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负举证责任，不必进一步对存在阻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对于不存在阻碍权利或法律发生的事实的举证责任则由对方当事人承担。现行立法的漏洞直接导致类似前引案例的诉讼较难处理。
关于消极确认之诉中的举证责任分配，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审判实务认为：“事实为法律关系发生之特别要件者，在消极确认之诉中，应由被告就其存在负举证责任”；“确认法律关系不成立的诉讼中，原告如仅否认被告在诉讼前所主张法律关系成立原因的事实，以求法律关系不成立的确认，应由被告就法律关系原因成立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参见常怡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7页）。我们认为,否定性确认之诉的待证事实是消极的事实,其举证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该类诉讼中，被告应就该待证事实的反面事实即积极的、肯定的事实负举证责任。这就出现了一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一种例外情形，即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然而现行立法并无此类诉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据此,我们认为,相关部门在修订法律时应予以重视。但在法律完善之前，法院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拒绝裁判，结合该类案件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对于否定性确认之诉，人民法院在法无明确、具体规定的情形下，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关于“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的规定予以处理。基于否定性确认之诉中原告的主张是某种权利或法律关系不存在，是对被告积极、肯定主张的否定,若要求原告举证证明存在阻碍该项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法律事实的难度较大,也显失公平,而要求被告举出其主张的引起该类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法律事实存在的证据，可谓之“轻而易举”，被告若举不出该类证据，法院应当确认该类权利或法律关系不存在，从而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文拟载《经济与法》2003年第10期）